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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狼姑影院 _[故事]孩子重疾,一个中产之家的自救之旅


[故事]孩子重疾,一个中产之家的自救之旅


[故事]孩子重疾,一个中产之家的自救之旅

“你是哪里人?”

每次我开口说话,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。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。

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:“我是来自日本的。”

他们恍然大悟,然后又补充说:“汉语讲得很好啊!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是本地人而已。”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,虽然我早已习惯,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。

事实上,我是在中国“留学”的中国人。

这天下午,我坐校车到达医院,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。诊室里,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,我穿上白大褂,站在医生旁边,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,基本以视触诊为主。

我开始心神恍惚——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,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。

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,他靠近我的脸,发现光线不好,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,光线刺眼,我缩身眯起眼睛。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,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角度,从我的耳轮到耳洞,一一检查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,如脑干诱发电位等。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,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的听力。检查了一段时间后,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,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。

同学们进入门诊室,我回过神,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。我接着来到听力室,发现听力室对面,门口写着“人工耳蜗调机室”, 我又开始恍惚,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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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图|在医院见习

狭窄的听力室里,挤满了大学生和护士,还有一位小患者。我们一群医学生隔着玻璃窗观察护士如何操作。被测的小孩戴上耳机,手里握着小按钮,腼腆而紧张地接受听力测试。

测试的步骤很简单,听到声音按下按钮即可。护士坐在电脑前操作,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折线。小患者折线的位置,比我小时候看过的自己的折线还要高。

我好奇地问护士,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?护士说,正常听力一般都是在25分贝及以下,这位孩子在20分贝前后,是比较正常的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:正常听力是在25分贝及以下;轻度耳聋是26~40分贝;中度耳聋是41~55分贝;中重度耳聋是56~70分贝;重度耳聋是71~90分贝,也就是说听力测试时分贝数越大,折线的位置越低,听力越差。

我突然意识到,生活这么多年,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,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。晚上问爸妈,我才知道,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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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图|障碍者手册

耳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?40分贝左右的传导性耳聋相当于把无名指伸进外耳道,堵死,外界的声音明显听不清了,如果仔细听,还有那么一点“轰隆隆”的噪声——这是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发出的声音。60分贝的聋人,相当于站在电话座机旁,却听不到铃声响。

100多分贝,则是当你闭上眼睛,会感到除了自己以外,仿佛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,任何声音都是多余的。

我的父母出生于60年代。奶奶是一名小学校长,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儿子,奶奶对他要求很严格。父亲从小成绩优异,跳了很多级,19岁时,父亲已从重点大学电子系毕业,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授。

我母亲是家中的二女儿。当年,外公和外婆认为读书是多余的事情,更希望孩子们多分担家务,去田里做农活。母亲一放学就要帮家里做农活直做到晚上,才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。

母亲坚持认为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。她偷偷看书被外婆发现,总挨打,但母亲性格执拗。最终,她考上了大学。

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。母亲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年的情况:父亲教书之余,还担任班主任,我母亲则在另外一个班。母亲回忆道,当时大家的印象中,父亲是一位非常古怪的人——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,总一个人抱着书吃饭,不爱和人交流,但对各种知识很精通。只是大家怎么想都没有想到,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一封情书,还委托我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。最后他们走在了一起。

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,父亲则离开大学的教职去了国家电网,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开个小电脑公司。工作几年后,经济上安顿下来,就打算生孩子。

那个孩子就是我。

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,母亲正承受着她有生以来最难已承受的疼痛,因为我就要出生了。

也许是我太顽皮,预产期我还在她的肚子里闹天宫。听母亲说,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阵痛。来看望我母亲的朋友们,把儿童节的礼物送过来,以盼望我的到来。可儿童节过后,我依然顽固地待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,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几天后的凌晨时分,我终于来到了人间。

在产房门外等待多时的爸爸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生下来后,和其他孩子不一样,我总是笑,不爱哭。大家都喜欢逗着我玩,开玩笑说你家女儿真好养。

有一次,表姐表哥带我去公园玩儿,想拍张照。我总是天真烂漫地嘻嘻哈哈,母亲突然想到了个点子,拍张“哭”的照片吧。

拍照时,前方有一台相机,周围大人们看着我。趁我不注意,妈妈狠狠地拍我屁股。我可能是受到了惊吓,表情渐渐僵硬,最后终于大哭起来,大人们都哈哈大笑。几年后,亲戚们还笑着说,纪录那一瞬间的照片,非常难得。

妈妈说,那时候她过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,她非常幸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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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岁那年,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无留情地被打破了。

刚出生的我很少哭,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。有一次,我突然发起高烧,烧到四十多度,哭闹很严重,爸妈都吓坏了,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,打了庆大霉素。

几天后,高烧总算是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,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,我依然还是爱笑的乖女孩,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

1997年,为了庆祝香港回归,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腾。当时我被舅舅们抱得高高的,我嘻嘻哈哈大笑。

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。我走路不太稳,慢慢走到鞭炮源头旁边,大人们正要点火,才发现我离他们太近了。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,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。响声已起,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耳朵。

这时候,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,但我没有。

我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,眼睛好奇地盯着未灭的火花。

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,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,决定带我到医院。

在医院里,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,医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,在我耳边使劲地拍巴掌。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,毫不理会。

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。不管是谁喊我、声音再大,都没有作用,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们的嘴巴在空气中动来动去。幼年的我还不知道,原来人们是通过声音交流的。

医生说我听力很差,病情非常严重。妈妈听了后,觉得整个世界要塌了。

长大后,父母向我回忆小时候带我求医问药的艰辛事。他们到处借钱、寻医问药,亲戚们帮我打听能治好耳朵的医生。爸妈带我去了福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大连、哈尔滨,拜访了一遍人们口中说的最好的医生。

然而,所有为我看诊的医生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救。有的医生无奈地看着我爸妈说,还是找其他更好的医生吧,我们这边解决不了,便把诊断单丢给我们。有的医生会随便开个药,叫我们赶紧拿药离开。

有一次,妈妈带我去大连看病。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,妈妈披着大衣,把厚毯子一层一层地围在我身上。她紧紧抱着我,走在大雪飘落的路上。大雪挡住了视线,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一跤,被厚毯子攘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几米。

妈妈着急地站起来,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,看着我依然睡的很香,抱头大哭:“为什么会这样,为什么!”

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。

经过精密检查,医生写了个权威的诊断书——神经传导性耳聋,双耳重度耳聋。

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,半天才鼓起勇气问:“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?”

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:“目前来说,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。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,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,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。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,让她学手语吧。我们真的救不了你们。”

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,没让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。

然而,妈妈怀抱中的我,对这一切浑然不觉,还“嘻嘻”笑了起来。

母亲不愿就此放弃。当她得知被称为“中国海伦·凯勒”的聋哑人周婷婷,不但上了大学,还顺利毕业后,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希望的。

爸爸则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,得知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重获声音,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佩戴。当时是1997年,世界上只有在澳大利亚、美国和日本,做完手术后再调整耳蜗。

于是,父母重新定制了人生计划——辞掉工作,一起去日本留学,让我做手术,戴上人工耳蜗,把我培养成正常的孩子。

2岁的我先被寄放在外婆家,我还不会说话,只能用幼小的手比划一下我自己想要的东西,比如想要柜子上的饼干。如果对方拿的是旁边的玩具,我会暴躁起来,哭闹、摔东西。

3岁时,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,给我配上了人生第一个助听器。

突然,我听到了声音——对当时的我来说,一切都是噪音。就像出生后的婴儿,本就注定被关在漆黑一团、伸手不见五指的笼子里生活了一千多天后,突然出现一道光线,对于长期待在黑暗的我,产生了极大的刺激。

要知道,人们的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,或许还可以马上适应,但耳朵不像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。如果助听器没有塞好,它会自动发出刺耳高音:“哔、哔、哔——”,仿佛它会刺破鼓膜。

“好吵啊!好吵啊!”

我无声地咆哮,大哭起来,抓自己的耳朵,粗鲁地摘掉母亲辛苦挣来的助听器。我不肯戴,宁愿一直待在安静的无音环境下。

为了让我适应,妈妈带我离开了家乡,安排我住进福州聋哑寄宿学校。

有了助听器后,便开始学习说话。第一次跟老师学发音,说数字1、2、3。有一天,老师问我,你几岁了。我便拿出三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,然后慢慢地说出“san”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学会交流。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,父母都乐坏了。过了不久,我又学会说出“爸爸,妈妈”。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了希望,他们更不愿放弃了。

寄宿生活中,我不记得我能说多少单词。虽然我会的词语不多,发音也不清晰,也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。

1999年,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日本,爸爸在机场接我,还把我高高抱起来。

在我来之前,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,没有任何熟人,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。90年代,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,他只得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。

为了省钱,他一年两件衬衣交换着穿,皮鞋都穿出皱纹,每天只花100日元来应付饮食,都是吃些毫无营养的素面。

福井是一座小城市,靠近日本海,冬天的气温非常低,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晚上,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,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,父亲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柜里睡觉。

长大后,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,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还留着。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一切。父亲独自一人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,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。

不久后,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同样的大学读硕士。但他们并未住在一起,而是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合租。她省吃俭用,白天啃日语书,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。工作到深夜,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,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。

为了我在日本生活得好一些,父母攒下奖学金、打工的钱和省下的钱,从小房间搬了出去,租了一间有厨房有客厅的公寓。我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三口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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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图|日本褔井国际机场,一家团聚

在公寓旁边,有一所聋哑学校附属的幼儿园,大多数同学是轻度聋儿。恰好,我来日本的年纪,4岁,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单词的时期。

我第一个会说的日语是“まって”,意思是“等等我”。我已不记得当时如何学习到的,或许,我只是不想被人们落下不管。

有时候,幼儿园外的聋人中学生会过来陪我们一起玩,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手语——这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。其中,有两位姐姐对我非常好,经常带我去超市里的小乐园玩游戏、吃饭、买零食。还贴心地写了纸条说明如何做日本客家菜——日式汉堡肉饼和天妇罗给我母亲看。

日本的幼儿园会安排野餐活动,这时需要母亲做便当。大多数时候,母亲在日本还是选择做中国菜。但为了让我融入进去,母亲开始认真向二位姐姐学习做便当。

日本女性做家务往往比较细心,比如做汉堡肉饼就需要复杂的前期准备,但妈妈常常忽视那些对她来说不重要的部分,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汉堡肉饼。妈妈自嘲,说她不像其他日本妈妈做那么可爱的便当,常常对幼年的我道歉。

“だいじょうぶ!(没关系),妈妈,您做的菜什么都好吃。”

当时我还不能这么表达,因为我还不会说。

不久后,父亲博士毕业,他导师介绍他去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,总部在600多千米之外的神户兵库县。

有一天,爸爸租了辆车,说要带我们去旅行。当时的我不知道去哪,但就是很兴奋。坐上车的后座,我看路边的风景,就不知不觉睡着了,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已经天暗了。

我们到了神户。父亲开了两天一夜,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停车场。父亲带着我下车,路过公安局的门口,走进一座5层的小公寓。

我们爬到最高层,用钥匙打开门,“咔嚓”一声。父亲跟我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新家,我们以后住这里。”

我的瞳孔一瞬间放大了,惊讶地抬头看着爸爸,他会心一笑。要知道,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中,父亲是寡言少语的。

那天晚上,我们在阳台看明石海峡大桥在远处闪闪发光,是彩色的。

来到神户后,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。每天坐妈妈自行车的后座——小孩的专属座位,去3公里之外的普通幼儿园。刚从大学院毕业的母亲也有了新工作,和父亲同一个公司。为了能早点回来煮饭教子,她拒绝了上司的邀请——升级正社员。

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,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,每天坚持把节目录到盒式录音磁带里。妈妈下班一回家,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一起看完,翻开从中国买回来的拼音书,一个一个教我发音。

她从百元店买了白黑板回来挂在客厅墙壁上,客厅中间有一座椅子让我座在椅子上,客厅秒变小教室。

妈妈站在白黑板前:“che。”

“se。”

“不对,仔细听我的,che。”

“se。”

妈妈靠近我的脸,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,无声地说:“che”。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吐出了气体,她是想教我要发出这个效果。

不管我有没有讲对,妈妈一直没有放弃,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的发音为止。

比如说“r”需要卷舌头,妈妈会给我做个动作给我看。母亲让我通过看和接触的方式,使我慢慢理解如何发声。

我不认真,妈妈会打我手,我想放弃,妈妈也会打我屁股。只有我说对了,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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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图 | 20岁成人礼和妈妈一起度过

母亲教育我特别严厉,犹如虎妈,但没有她,可能我说话现在还是不三不四的。

高一的时候,妈妈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说,其实她打我一顿,妈妈心里就会心疼一次。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,希望以后我不会被受到欺负、过痛苦的一生。

“不要依靠政府来养你,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。”

“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,但绝对不能忘记母语,因为我们是中国人。”

一天,妈妈收到了电话,开始讲起中文,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。突然,妈妈在我眼前崩溃下来。我跑过去发现妈妈的脸,已是泪流满面。

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。等她挂完电话后,我带着哭腔问:“妈妈,妈妈,到底怎么啦?”

“小孩不要懂大人的事情。”

我一无所知,只是不忍心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。扑在她怀里,我急坏了,跟着妈妈大哭起来。

“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那么伤心?到底发生了什么?爸爸呢?爸爸在哪里?爸爸快点回来!”

跑去客厅的窗口打开窗户,我往外面嘶喊:“爸爸!爸爸你在哪里!爸爸你回来!”

窗外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国道,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会不会有人听见。妈妈赶紧抱着我,往屋里走。

2000年,父母在日本生下了妹妹。以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和精力上来讲,养不了两个孩子。妹妹生下不久后,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,由外婆来带。他们打算等到父亲工作稳定后,再把妹妹接回来。

刚过完周岁的妹妹,很喜欢到处乱摸,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。一次,妹妹抓住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,不小心呛了一下卡在喉咙里。尽管叫了救护车,但没有抢救过来。

母亲当初是为此而泣不成声。

我只知道,那天我嘶喊哭泣的行为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。的确,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出英雄主义,是来发自内心中的喊声——想知道情况,想保护妈妈,但我什么都听不懂、听不见——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,我就会懂得安慰我母亲,而不是随便对外乱喊乱叫,不会更加让母亲悲痛欲绝。

从那以后,我更加努力地一遍一遍地跟着妈妈读,读到正确为止。

一次傍晚从幼儿园门口出来,看到妈妈推着着自行车过来,我爬上后座。从幼儿园到家需要上个小坡,坐在后座看着妈妈背后,却能感觉她骑得气喘吁吁。

终于骑到桥上,再经过一座桥和小坡路,会看到明石西公园。妈妈停了下来,望着桥下的小河,我依然坐在座位上。然后,我看到妈妈用手指着什么。

妈妈调整了车的位置,把后座靠近了桥的栏杆,好让坐在“王座”的我能看到妈妈指的地方,那里有一只乌龟慢吞吞地划水。

不久后,一只白鹭飞了过来,我激动地指着远方说:“哇,妈妈,那个!”

这一次,妈妈没有修正我的发音,我看着妈妈,她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仔细一看,妈妈的眼角出现了不少皱纹,沧桑了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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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图|从福井搬到神户

过完5岁生日后,父母带上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,看了几次门诊、做完听力检查后,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。

每一次做重大的决定,父母都非常慎重:哪个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,包括日本的医疗制度、手术经费、保险问题等。留学时期,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。

手术前,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,并提示,这次手术含有很大的风险:很有可能伤到面神经导致面瘫。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日本,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还未能达到70%。

面对医生的忠告,母亲忧心忡忡,签字时,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。

为了我的医疗费和以后的学费,父母平时过得非常简朴。尤其是我父亲,几乎不为自己花多余的钱,骑行15公里去公司上班,午餐吃自己做的便当,他一年四季轮换着穿三套西装,除书籍之外,他很少为自己消费。

为了让我开心,他们却会慷慨地买下我喜欢的东西。比如为我买了《プリキュア(光之美少女)》的图绘本和剪纸本。即使反对快速餐,但为了满足我的小心灵,他们还是常带我去吃。一看到我获得玩具时的喜眉笑眼,父母都拿我没办法。

住院期间,同一个房间有六个人,其中只有我是小孩。即使有母亲的陪同,但大多数时间依旧很无聊。我很牵挂九楼——每次坐电梯停在九楼时,从电梯里能看到门口有个小游乐场,里面有很多同年龄的小孩子在玩——后来才知道九楼是儿科。

幼年的我天真地以为,那层是医院唯一的游乐场。好几次坐电梯,就想直接去九楼,但大人们牵着我的手说不要乱跑。因此每当护士来确认点滴情况时,我都抓着护士姐姐的手,多次求她带我去九楼找小朋友玩。

她笑着说:“下次哦,下次带你下去玩。”

恳求了几次后,终于有机会来到了九楼,那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

那天下午,在护士姐姐的引导下,母亲牵着我来到九楼的游乐场。护士跟我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:能让我玩到几点,超过这个时间后要记得回到病房,还会有手术前的检查之类。

母亲点点头。护士姐姐蹲下来跟我说:“要玩得开心哦。”说完后便离开我们母女俩。我小心翼翼地进去,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和儿童书,甚至还有两台任天堂的游戏机。

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小孩,不久后,终于来了个小朋友。一个戴着针织帽的白皮肤小男孩走进来,他母亲还冲我们打招呼。我心花怒放,拿起游戏机看着小男孩,他领会到我的意思。他妈妈教我怎么操作游戏机后,我和小男孩一起玩马里奥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,感觉很刺激。

玩得正欢快的时候,屏幕里的伙伴没有跟上来,往身边一看,小男孩放下游戏机,脸色有点苍白。她母亲跟我们道歉说,到了要回病房的时间了。

离开前,小男孩笑着跟我说:“楽しかった、また遊ぼうね(玩得很开心,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)。”

我大概在游乐场里待了十几分钟。看到小男孩离开,我跟妈妈说,我们也回病房吧。

九楼,好像也不是一个我曾以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。这时候我意识到,跟疾病斗争的孩子,不是只有我一个。

手术前,我打完麻药,动弹不得,但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。我在病室躺着,主治医生、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,和我说“要加油”。我手上紧紧握着《光之美少女》图绘本,然后交给爸妈,冲他们点点头。

不久后,我被推进手术台专用的电梯,我使劲睁着眼睛,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,爸爸抱着妈妈的肩膀,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。电梯门要关起来那一刻,妈妈还是没忍住,哭了出来。脑袋的朦胧状态使我有个错觉——我可能会死掉。

我是谁,我在哪里,我要去哪里。我不恐惧,而是茫茫的未知。

离开电梯后,依然能感受到车轮在动,车轮的震动传导到我后背。我曾经想象过,手术室门是自动门,但实际是一条一条的帘子门。经过淡蓝色的帘子后,我被推进手术室,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我的眼睛,应该是手术灯。灯光太闪,我眯起了眼,感受到医生戴着的塑料手套碰到我的耳朵,最后我彻底失去意识,进入了梦乡。

我醒来时,人已经在病室里,头部一阵阵痛,身体还不听使唤。我慢慢抬起手腕,摸着头部,发现有一层一层纱布围着。

经过一周的休养后,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,心之向往的一刻要到来了。

经过听力测试——测最小、最低、最高的声音后,人工耳蜗就配好了。

开开关的那一刻——仿佛在死寂的湖边,突然一群鱼在湖中跳来跳去,湖上的水面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动。

2001年秋天,在我人生中出现了新的“生命力”。

看着我表面上没有反应,医生暂停了跟我母亲的谈话,担心地问道:“怎么样?”

空调吹风的声音、医生桌子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声、走廊的走路声。

“聴こえる!どうしよう、なんでも聴こえる!(我能听到!怎么办?我什么都能听到!)”

似乎这一切都很不真实。没想到“声音”原来这么好听,没想到“音乐”这么动听。

医生看到我的反应,大笑起来。

2018年4月,由于紧张,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。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,我心情很低落。

那天晚上开班会,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。作为去往哪里,都缺乏身份认同感“国际人”,我常常感到和班里同学格格不入,悲伤的情绪突然涌入心头。

这时,我心中萌出了一种想法:打开微信和爸爸说,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?

虽然母亲和我最亲密,但那天晚上我不敢面对母亲。父亲一直都很理解我,起码他不会说很难听的话。

我离开座位,穿过后门走出教室,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,呼叫我父亲。

“喂,宝贝畹莹。”

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,包括聊到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。

说到这里,眼泪已经在我眼睛中打滚,为了不哭出来,我昂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。

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:“我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,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。”

父亲说:“你仔细想想,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?”

过了两天,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,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:

“任何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。就拿你的父母作例子,为了给你治病,放弃了在中国优异的工作条件,来到日本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工作辛苦,但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成跟正常人差不多。我每次跟你提这些,是想要告诉你,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,第一次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,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听到你会叫一声爸爸,妈妈,哪里敢奢望你能上大学,所以人的潜力很大,只要你努力了。”

2018年5月27号,我第一次见习外科,有幸进入了手术室,学习的是麻醉。

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,又从护士那里听到,他做的是人工耳蜗手术时,我心里特别震惊。没想到仅仅16年后,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曾做过的手术。

我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。

路上我在校车上,默默连上蓝牙耳机,听SEKAI NO OWARI的《sasanqua》:

夢を追う君へ,想告诉追梦的你,

……

僕は知ってるよ,我一直都知道,

誰よりも君が,你比谁都要耀眼的,

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,那个瞬间。

-END-

作者丨曾畹莹

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【@真实故事计划】创作,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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